王论跃主讲《黄宗羲的现代性：从<留书>到<明夷待访录>》纪要

2024年10月18日下午4点至6点，365bat线上平台蒙民伟人文楼211室举行了一场题为《黄宗羲的现代性：从<留书>到<明夷待访录>》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教授方朝晖主持，主讲人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中国思想史教授王论跃（Frédéric Wang）。王论跃教授具有汉语言文化高级教师头衔、法国文学（符号学）博士、汉学博士、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导文凭，曾任里昂高师、里昂第二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十六世纪的儒家思想。他著有法文著作《莫里斯-布朗肖的符号学进路》（1998）、《王廷相及其对理学的究问》（2023），主编法文著作《中国今日的选择：传统与西方之间》（2010）、法文期刊Diogène（狄奥尼索斯）第277-278期《东亚的现代性》（2022），与Stéphane Feuillas共同主编Diogène第 265-266期《有朋自远方来：东亚的友谊》（2019），与Sylvie Hureau共同主编法文著作《中国土地上的生命之路：敬献戴斯博》 （2024年）、执行编辑《浙东学术》第4期。

讲座吸引了众多学者与学生到场。王论跃教授所述的中心问题是：当我们讨论中国现代性时，黄宗羲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环节——黄宗羲在《留书》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而在之后的《明夷待访录》却超越民族主义思想，对帝国建立以来的皇权进行了理性、系统的分析与批判。在《明夷待访录》中，他认为私天下的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对他来说，君臣“名异实同”，官者是“分身之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类似二元制甚至多元制的政体形式。可能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立宪改革派梁启超、谭嗣同等。那么为什么这些思想倾向各不相同的学者会赋予黄宗羲“启蒙”的意涵？

围绕此，讲座聚焦于黄宗羲的两部重要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王教授简述了《明儒学案》之结构及其内容，随后对黄宗羲的另一部著述、未刊的《留书》之历史作了清晰的梳理，讨论了骆兆平、吴光以及小野和子这三位学者对《留书》手稿的发现做出的贡献。王论跃教授指出，这部手稿反映了黄宗羲对满清“夷狄”政权的强烈不满——黄宗羲认为“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正是夷狄入侵，使得封建制度被废除。而这又导致了兵民分离，国家不得不通过剥削民众维持军队，它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黄宗羲在《留书》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甚至将夷狄比作禽兽，强调中国汉族政权的正统性。王教授指出，这种民族情绪在黄宗羲早期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这一立场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发生了显著转变。

接着，王论跃教授引入黄宗羲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夷待访录》。这部写于十年后的作品，标志着黄宗羲从民族情绪转向对皇权的深刻反思。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超越了简单的民族主义批判，对君主制进行理性分析。他认为，君主制下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是“名异实同”，官僚机构不过是君主的延伸，国家的“私有化”是社会不公的根源。黄宗羲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双头制的权力结构设想，主张首相与君主平起平坐，形成权力制衡的结构。这种设想虽然并未完全达到君主立宪的程度，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已经展现了相当的前瞻性。

王论跃教授对比了《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两书的写作背景与思想倾向。相较于《留书》所带有的强烈情感色彩，《明夷待访录》则展示了黄宗羲思想的成熟与转变。这本书以冷静、理性的方式重新审视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提出了更为系统和结构性的批判。由此出发，王论跃教授在讲座的后半部分，着重讨论了黄宗羲的现代性问题，并将其与福柯的“现代性”理论联系起来。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提出，现代性并非简单的历史阶段，而是一种态度，是通过对现状的批判和反思超越现有的思想桎梏。王教授认为，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设想，正展现了超越时代的“现代性”。

讲座结束后，方朝晖教授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引导了提问环节。方朝晖教授提问：究竟如何理解福柯关于启蒙的观点，即现代性是一种行为表现与态度，是“现时的反讽性英雄化”？巴黎西岱大学的毕游塞教授则从人禽之辨的角度提问，询问儒家思想中是否存在对异己的排斥性，即是否将不信奉儒家礼义者视为“非君子”甚至“非人”。历史系博士后王羿龙提了多个问题：如何看待吴光教授将《留书》视为“留而未刻之书”的观点？如果从《留书》到《明夷待访录》可以体现黄梨洲思想转变的话，那么如何看待《留书》和《缩斋文集序》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黄梨洲的塑造是某种现代性的反讽的话，那么如何理解黄梨洲在《明儒学案·方孝孺传》和《东林学案》中明确表达了对殉节者的追溯？王论跃教授一一回应。

总体来看，王论跃教授借助现代性理论，通过对《留书》与《明夷待访录》的对比分析，为我们重新理解黄宗羲及其在中国现代性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也给与会者提供了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