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大学·东京大学·365bat线上平台三校博士生论坛圆满召开

2023年10月19日至20日，首尔大学·东京大学·365bat线上平台三校博士生论坛在365bat线上平台蒙民伟人文楼举行。本次论坛为第五届，由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来自韩国首尔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及365bat线上平台的近二十位博士生发表和讨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京内外40余位老师、同学也参与了此次论坛。19日上午，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主任仲伟民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仲老师首先欢迎首尔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师生来到365bat线上平台参与本次论坛，期待大家深入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互相学习。随后在仲老师的主持下，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的金秉骏教授和东京大学的佐川英治教授进行了主题演讲。

金秉骏教授首先强调史学研究中史料批判的重要性，指出在古书传播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错连、错抄）等导致误读，后人基于误读的文本产生了再解释，随着解释的扩散，产生了蝴蝶效应，今本《论语·学而篇》的文本可能就展示了这种情况。通过分疏《论语·学而篇》和其他篇章中“有子”的称谓、所说的话语及其形象的不同，金老师假设所谓“有子曰”并不是有子所说的话。而从定州出土的《论语》中有大量的通假字可以确定，这一时期“有”和“又”互为通假字。因此，金老师推测，《论语·学而篇》中的“有子曰”当为“又子曰”。此外，金老师发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对有若的描写也体现了对《论语·学而》“有子曰”的质疑，汉代儒生（如刘向的《说苑》、《后汉书》记载的延笃的话语）也将《论语·学而篇》中两条“有子曰”的内容视为孔子的言语。不过另一方面，后代学者又常常将弟子的话置换为孔子所说的话。因此“有子曰”为“又子曰”的推断尚不能完全确定。也许确实曾发生过混淆，但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儒家经典的内容被以统一的标准固定下来，并通过刻石来象征论争的终结。到了魏晋之后，学者们再也无法对“有子曰” 提出另外的见解。

佐川英治教授的演讲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典型都城设计的出现、发展以及唐长安城的设计思路来源等问题。他首先梳理了前辈学者对北魏洛阳城及曹魏邺城的研究，指出徐光冀先生基于考古调查、发掘而绘制的曹魏邺城复原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在细致核验徐先生复原的主要依据之后，佐川老师认为该复原图也有可议之处。基于考古勘探及左思《魏都赋》的记载，并结合曹魏邺城西高东低的地理形势，佐川老师认为曹魏邺城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是坐北朝南、具有南北中轴线的典型都城，而是更接近西汉长安城的坐西朝东布局，连接建春门和金明门的东西大道构成中轴线的都道。又关于北魏洛阳城，针对学者所提出的太极殿—阊阖门—宣阳门的中轴线始见于曹魏洛阳城，佐川老师指出魏晋洛阳城宣阳门与司马门相对，及北魏移筑宣阳门，宣阳门才与阊阖门相对，由此形成太极殿—阊阖门-宣阳门的中轴线走向，并随着北魏在都城西部增建坊里，原本偏于一侧的中轴线也开始居于正中，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二场讨论由金秉骏教授主持，首先由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博士生郭云鹏发言。郭云鹏关注的是安大简《仲尼曰》文本性质。他指出，《仲尼曰》的核心论题是“为政者的修养”，是一种孔子语录选编本，其编者应该是倾向于儒家思想的楚国贵族附庸，其读者应是某位楚王，其文献来源包括早期《论语》、《子思子》以及其他孔子语录。由此考虑到《论语》成书问题，他主张抛弃《论语》成于一人一时的思维，把《论语》成书当做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进而探讨自孔子晚年至《论语注》编成之前的所有孔子语类文献的性质定位，为每一种《论语》类文献探明其在《论语》成书及流传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东京大学的王典典评议认为，文章厘清了安大简的性质及与论语的关系，后者对成书过程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令人深思，布局严谨完整成熟，结论总体可以成立。不过，她也指出，处理新出土的史料，字词的校订是首要工作，报告中有几处字词的隶定仍可商榷。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博士生王晨是本场第二位发言人，他的报告以旧题为“夏由”的河南许昌汉画像砖为核心。王晨首先隶定画像砖题记为“夏启”，但画像砖中夏启“箕踞”或“蹲踞”以及左祍的形象又与《海外西经》篇中潇洒飘逸的乘龙之仙人不符合。从服装与姿势的角度看，可以认为这既是以审丑的方式激发观者内心的耻感，也是在表达着他们对夏启的鄙薄之见。基于此，王晨欲寻觅其背后的思想史线索。他发现从战国时期开始，有关夏启的评价就呈现两极化倾向，汉朝中央官方儒学与淮南王国学术之间，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追求，在封建与郡县的政治体制之争，在历史评价之外实则夹杂着各自的政治考量。来自东京大学的朴周恩同学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否还有其他例子证明夏启的这一形象？二、《孟子》和《墨子》是否始终对夏启持批判态度？三、画像砖出土的地点并非淮南国所在的地域，为什么画像砖对夏启的态度与淮南国王国学术对夏启的态度类似？第三位发言人是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的博士生周秦汉，他强调政治实践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即政治与学术畛域说。他指出，政治实践体现出伦理道德，寻找其渊源不能只关注诸子的学术思想。因为学派得以成立的根基是“私义”，而政治实践常常取“公言”，政治实践与学术思想实际上都处在“一般思想”的大背景下，都是从一般思想中孕育而生的。他将秦代思想分为三部分：秦廷的官方政治思想、 知识精英的学术思想、民众的普遍道德观念。秦始皇时代在政治上奉行法术治国，官学上一定程度地保存了先秦学术与思想，对民间的普遍道德观念更是予以承认的态度。 来自首尔大学的方允美提出了如下问题：一、忠孝观念和诸子百家的观点分开的看法似乎早已有之，作者如何将自己的观点与之区分？二、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以民间的普遍道德观念为基础吗，又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联系？三、作者如何理解汉武帝以后的法律研究，如何理解法律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把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泯灭了吗？

  第三场讨论由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佐川英治老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的博士生方允美。她指出，司寇常被认为是介于庶人和徒隶之间的存在，但秦及汉初司寇最大的特点是女性不处罚为司寇这一事实。直到文帝的刑制改革以后，与男性司寇罪相对应的女性司寇罪才得以出现，这正是传世文献或出土资料中所见的“作如司寇”。但在秦汉简牍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司寇”，即“城旦舂司寇”。通过睡虎地秦简等出土文献，发现城旦舂司寇的法律待遇似乎更接近于城旦舂。因此，城旦舂司寇显然不是司寇的一种，而似乎应看作是城旦舂的一种。进而，城旦舂免为司寇成为“城旦舂之司寇”，既不是完整的司寇，也不是完整的城旦舂，而是处于一种“免城旦舂”的中间形态。365bat线上平台博士生张琦对方允美关于城旦舂司寇是相对独立的刑罚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援引了陶安、宫宅洁等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张琦对“免”的涵义进行了讨论，他强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建立在对其所属刑罚类别的基础上。随后，来自365bat线上平台历史学的博士生高鑫对西汉皇帝即位仪式中宗庙的地位进行了讨论。高鑫指出，中日学者认为宗庙在汉代皇帝即位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仔细分数史料记载，汉代君主中只有景帝即位于宗庙。西汉少帝应不在宗庙即位。而惠帝无法断定其是否即位于宗庙。而到了西汉中后期，未曾亲谒高庙成为昌邑王被废的理由之一，这点更可反证西汉中晚期皇帝例于先帝大葬之前完成谒庙仪式。昌邑王未祠汉家宗庙或曰未亲谒高庙的真正原因是“时在丧服”。东汉皇帝即位前后的仪式流程颇与之相近，而“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是王莽在特定背景下提出的思想，不具有普适性。来自东京大学的林子微评议到，高鑫所解释的前代皇帝的丧礼对新帝即位的影响令人深思。不过，惠帝即位地点的论证尚不够分明。同时，宗庙在即位仪式中重要性越来越弱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也应做阐述。本场的最后一位报告人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博士生林子微。她关注的是晋南朝的皇后庙问题。林子微指出，至少从晋代开始，皇后死后便能直接先入太庙受祭，不需等待所配祀的皇帝入庙。与此相对，皇帝庶生母不能被追尊为皇后，在别庙祭祀。这一制度的实质，是保障皇帝嫡妻的权利，使之与充满偶然性的皇位继承状况脱钩，不受皇帝庶生母的威胁。并且，皇后庙代表着皇帝将来的庙位，进一步体现出夫妻一体的观念。晋南朝的皇后庙，维系了帝室与后族的家族关系，使基于身分阶层的婚姻关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具有稳定王朝权力结构的意义。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的博士生肖洋进行了评议。肖洋认为本文从庙制和皇后庙后两个方面展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考证，不过文中提到的甄后的例子似乎还可再做考虑。另外，对于文中提到的生母和嫡母的情况，可做一个简表。而文中提到的“母以子贵”观念也可再做辨析。最后，相关讨论也可以考虑与外命妇制度进行联系。

第四场讨论由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侯旭东老师主持，来自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博士生王典典首先报告。王典典关注的是《桂苑笔耕集》所反映的唐代藩镇任官文书的问题。她指出，《桂苑笔耕集》中称节度使辟召幕府官的文书为举牒，这应当是唐后期藩镇辟召幕府官所用文书的正式名称。在整个唐后期，与藩镇相关的任官文书大体有三种，举牒、墨敕牒和伪行墨敕牒。该书将高骈描述为唐之忠臣，与两《唐书》视其为奸佞完全相反。不过，种种细节仍表明《桂苑笔耕集》是崔致远在维护高骈唐忠臣形象前提下精心挑选的文书集，不能将其刻画的高骈形象视为真实的高骈，但该书仍有很大的史料价值。来自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的博士生智慧认为该文从文书出发，对唐末的墨敕除官及其反映的政治现象及唐末藩镇如何任官的动态制度过程进行了讨论。不过，《桂苑笔耕集》收录的《谢落诸道盐铁使加侍中状》表明是高骈到底是不逊还是不忠还可以再讨论。另外，崔致远将高骈描绘为忠臣的动机似乎值得商榷。而首尔大学韩国史系的博士生张远关注的是九世纪在唐新罗人社区自治的问题。张远首先指出，目前史料中提及的新罗人社区行政机构有新罗村、新罗坊等，新罗人自治机构则是位于登州的勾当新罗押衙所。而宿城村、邵村以及赤山村三个所谓的“新罗村”中，村正是新罗人的就只有邵村。 通过将法花院的佛教仪式与当时中国的佛教仪式相对比，可知仪礼本身并非来源于新罗当地风俗，而是唐代仪礼。在唐新罗人社会的所谓“自治”和其他在唐异民族聚落的“自治”不是等同的概念。故不应该将前者的“自治”放在唐代异民族聚落自治的概念之下，而应该将其放在唐代基层乡里制度的范畴内考量。在唐新罗人社会所谓“自治”的权限之所以低于其他异民族，就是因为在唐新罗人的身份具有二重性——政治身份是唐朝百姓，但种族身份却保留了作为新罗人的特殊性。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的博士生赵雨陶对文章进行了评议。赵雨陶认为本文的学术史部分还可以再做补充。另外，唐后期同十将出现了勋官化的论述应改为阶官化。而新罗也可以与晚唐的沙陀族群做比较，对其自治程度的论说或许会有帮助。最后，社区自治和自治权作为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能否在这一问题中使用也需要谨慎考虑。当天的最后一位发言人则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博士生朴周恩。朴周恩认为，唐无染院碑是在当地人群的寺院营造及立碑过程中被制造的。无染院并不像既存研究认为的那样是在唐新罗人或吴越方面的寺院，而是宋璋这一当地权势者施舍土地后要求营建的。各种各样的人群均参与到了无染院的建设过程之中，在其中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人物很可能是王师范。在王师范担任平卢节度使期间，军乱得到平定，废佛的影响也逐渐淡化，当地与新罗、渤海的交流亦得到恢复，无染院碑正是当地权势者和官吏们为这一情况而设立的纪念碑。首尔大学韩国史系的博士生张远对其报告展开了评议。张远指出，文中除唐人以外，讨论的新罗人仅一人，与标题存在差异，似应做相应修改。关于无染院和法华院所属佛教宗派的类别，尤其是后者，严耕望先生认为其为天台宗。不过依据所讲经典来判断所属宗派的方法是否足够科学，值得思考。

10月20日，第五场讨论在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黄振萍老师的主持下继续进行。首先由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博士生屈武亮进行报告。屈武亮辨析，用专权体制和专权网络代替以往的政治集团说，可以更加突出个人的歧异性。嘉定十年前后，史氏专权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宰属和枢掾的选任成为史弥远确立专权体制的重要手段。绍定年间爆发的群盗起事使史氏专权网络不得不重新构建起与道学士大夫群体之间的联络，临安大火之事更成为士大夫群体对史弥远专权不满的宣泄口，史氏专权网络开始崩坏。绍定晚期亦是理宗作为君主，权势回归的时期。来自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博士生刘扬进行了评议。刘扬认为，本文对专权网络中各人群性质的辨析有待加强；部分行文逻辑有待厘清；论文讨论的时间跨度很长，人物众多，建议列图表进行分类。此外，方诚峰老师的“双重委托”论和文中阐述的专权网络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另外，如果“双重委托”成立的话，又该如何理解理宗权势的回归？随后，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博士生刘扬报告了《“十国”的构建与北宋士人的政治理想》一文。刘扬指出，北宋初年，士人们对五代之外的政权定义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到了北宋中期，士人才普遍将“十国”概念确定。而荆南之所以能入选，主要是因为荆南出身的孙光宪的影响及荆南政权本身较为稳定。刘扬认为，仁宗朝儒学复兴运动兴起，经世致用的修史和正统论发展。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士人们，面对与辽、西夏战争及外交上失败的现实，将一部分期望寄托于重修史书，希望借此明确宋王朝的天下秩序。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徐通辉认为，作者另辟蹊径，从北宋士人的观念切入，对“五代十国”概念的形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徐通辉还指出，西北地方的特殊性似乎也可以再深入分析。孙正军老师指出，对荆南政权入“十国”的分析稍显不足，对孙光宪的重要性似有高估之嫌。“五代十国”是否有数字对应上的考量，也值得思考。本场的最后一名报告人是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的博士生毛悦。她报告了《与民田同科并折：晚明保定府定兴县勋戚庄田和京营草场的减征及其利益纠葛》。毛悦指出，明代中期，乾清宫、慈宁宫和各勋戚在定兴县设置庄田，五军营也在定兴县设置牧马草场，共形成十场“籽粒地”。籽粒地起初自行征收子粒银，在万历九年清丈后，改由定兴县代为征收。由于籽粒地收益甚薄，而又未经折亩，征税较重，佃户纷纷逃亡。万历四十六年，在定兴知县毕自肃的支持下，佃户与士绅向屯田御史提出将乾清宫、慈宁宫庄田之外的八场籽粒地二亩折算一亩征银的要求。经过佃户、士绅与各级官员、胥吏等各方势力之间漫长而曲折的博弈，最终在泰昌元年将籽粒地仿条鞭下地二亩折一之意，比于条鞭减半征银，既达到了减征的目的，也实现了与条鞭下地负担的均平。明清鼎革后，在圈地、拨补等政策的影响下，定兴县籽粒地最终分化并转变为了旗地、拨补地和更名地。来自东京大学的佐藤良圣进行了评议。他提出，从时间上看，17世纪对于明朝来说是关键转折期，万历三大征即发生在这一时期，政府军事上的支出显著增加，那么本文所描述的现象是否是特殊的？州县的功能是怎样的？另外，他认为此个案或可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社群之间的关系。

第六场的讨论由365bat线上平台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宋念申教授主持。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的博士生崔柱捧为第一名报告人。崔柱捧指出，转世活佛在蒙藏关系中在宗教和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位蒙古转世活佛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他是土默特蒙古统治者阿勒坦汗的曾孙。但由于四世达赖喇嘛早逝于西藏，对蒙古政坛影响甚微。相反， 被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喇嘛认定为哲布尊丹巴转世的喀尔喀蒙古阿巴岱汗的曾孙扎那巴扎尔，则是喀尔喀蒙古著名的政治人物。 前人关于扎那巴扎尔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弟子咱雅班第达罗卜藏普棱列所写的传记。由于这部传记是在喀尔喀蒙古人归顺满清之后完成的，他的宗教地位和政治角色很可能较实际情况被夸大。崔柱捧通过研究藏文和汉文资料以及哲布尊丹巴的传记、分析表明扎那巴扎尔精神和世俗权威的头衔相关记录，揭示了扎那巴扎尔最初的地位。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列别杰夫·瓦西里进行了评议。此外，宋念申老师提示论证过程中可以多参考一些蒙古语文献。接下来，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的博士生金永振进行了关于后金与朝鲜之间会宁开市秩序的讨论。金永振指出，丁卯胡乱之后，后金要求两国在边境地区朝鲜会宁实行边市贸易。而朝鲜试图尽可能回避或减少对北边经济状况造成巨大负担的会宁开市，但宁古塔等地区的需求仅靠使行贸易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后金绝无可能放弃会宁开市。结果在丙子胡乱之前，会宁开市的秩序在两国地方官员的监督下，以百姓间进行贸易的方式正式确立。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的博士生杨洁钫进行了评议。她认为，论文史料运用非常出彩，实录、日记、满文老档等多种史料的使用为论证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论文中提示的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为东北亚历史研究和国际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杨洁钫提示，在供馈不足这一原因之外，天聪年间朝鲜外交政策的改变可能与朝鲜儒家思想以及与明朝的关系有关。当然，也不能忽视后金与明朝的形势变化。其次，在相关论证上还可增加一些史料。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博士生佐藤良圣则从领海制度、渔业争端和行政机构三个角度，对近代中国海洋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20 世纪初，中国通过翻译从日本引进了领海和海权概念，张謇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海洋政治和法律思想。中国试图利用领海制度保护自己的捕鱼权，避免与日本发生渔业纠纷。此外，还出现了行政机构之间建立和运作领海的联盟。 然而，由于政治环境和技术问题，北京政府建立领海的尝试未能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领海的同时，仍然形成了排除日本渔船的政策，但由于缺乏部门间的合作和行政资源，这一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首尔大学的博士生崔柱捧进行了评议。崔柱捧同学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相比起其他权益，为什么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更关注捕鱼权？其次，比起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更关心海权和海洋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一名报告人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博士生列别杰夫·瓦西里。他关注的是中国东北绿林与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关系。瓦西里首先指出东北绿林是在19世纪末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十月革命后，白军和日军开始与东北绿林建立联系。与此同时红色绿林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内战末期，为了避免日本占领东北北部和中东铁路一带，布尔什维克决定结束与绿林的合作。总体来看，尽管不是俄罗斯革命中的主导力量，但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中国红色绿林力量为远东地区革命运动的胜利做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贡献。首尔大学的金永振进行了评议。金永振表示，他对白军和日本干涉军联系绿林的情况很感兴趣，希望能了解更多相关情况。以及绿林是基于什么考虑加入红军或白军/日本干涉军的？其次，尽管绿林中曾经出现了“我是共产党”的口号，但是他们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既然如此，他们加入共产主义后的自我认知是怎么样的？

至此，本次首尔大学·东京大学·365bat线上平台三校博士生论坛顺利结束。在两天的议程里，三校的师生就所关心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与其他朋辈及师长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相信此次论坛不仅增进了三校间的了解，更能对大家今后的史学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