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历史讲堂】李伯重：改写历史的“泰兴号”海船

3月11日下午，我系“清华历史讲堂”中国古代史系列讲座第三讲在蒙民伟人文楼B219教室举办。此次讲座的主题为：改写历史的“泰兴号”海船，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365bat线上平台教授李伯重主讲，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阿风教授主持。（讲座分为四个部分）

一、“被遗忘的东方泰坦尼克号”海船

“泰兴号”海难在世界海难事故排名中非常靠前，甚至在有的排名中能排到第三位。这艘船走近人们视野，源于一家澳大利亚的商业打捞公司，他们将“泰兴号”打捞出来后，将打捞报告写成一本书出版，题为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称这艘船为Tek Sing，中文船名为“的惺”，显然是根据闽南话发音翻译的。但具体的中文名称应当是什么，有很多看法，译为“泰兴”也存在一些争议。遗憾的是，目前在中文典籍中找不到这条船的记载。

“泰兴号”在体量上非常大。工程人员根据残骸测算，这条船排水量有1430吨，满载重量约为1000吨，船总长59.1米，主桅高34.68米，船宽12.93米，船舱数量15个。作为一条木质海船，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这条船通常能够载客1600人以上，船员约200-300人，出发地是厦门，目的地是巴达维亚（雅加达），航行2000多海里，大概要在海上航行三周时间。

“泰兴号”是一条货船，船载货物包括由居住在南洋的中国、日本、英国、瑞典和法国商人订购的大量瓷器，总数约100万件。瓷器内和瓷器之间填满大量茶叶，借以增加固定性，避免动摇。茶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物之一，此外还有生丝、漆器、竹制家具、墨、纸、朱砂和器械等等。

“泰兴号”曾在海上远航多次，最后一次是道光二年，也就是1822年1月14号出发。船长叫做游涛蔻（Io Tauko），在海难前的5年中，他每年都驾驶这艘船要在这条航线上往返一趟。这次出航，船上载有约2000人，其中200-300人是船员，其他为劳工和商人。2月初，行驶到今印尼海域，为逃避海盗劫掠，船长临时改变航线，企图穿越盖斯潘海峡。2月5日晚，行驶到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贝尔威得浅滩水域时遇到飓风，船触礁沉没，仅198人被先后经过的小型中国帆船万康号和英国船印第安纳号救起。泰坦尼克号所有人加在一起是1700人，海难后很多人被救。而泰兴号全员约2000人，最后获救只有100多人，死难者人数超过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所以说这场海难非常大。

二 、从丝到瓷：中国海上贸易的新阶段

中国的海上贸易常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其实丝绸在中国海外贸易中，至少从宋代开始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直到明代后期，西欧经济兴起，需要大量中国生丝，才产生了大量的出口。从贸易量而言，瓷器和茶叶的贸易量要比丝大得多。海上瓷器真正的出口大概从唐中期开始，至宋代，中国瓷器产量质量大大提高，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也发展迅速，瓷器才真正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藤本胜次说：“中国的陶瓷产品，其中以中档产品为主，价廉物美，很符合印度洋地区的消费能力。而这一时期航海技术的变革使得陶瓷贸易得以大规模地进行。”因此，藤本认为阿拉伯商人对中国陶瓷的兴趣浓厚是到了宋代以后，此时陶瓷器物已取代丝绸，成为南海贸易中最引人瞩目的商品。到了明后期，高档中国瓷器的主要买主是欧洲人。

从水下考古的成果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最早发现的实物证据是一条唐代沉船，叫做黑石号。根据考古学家秦大树先生对这条船的研究，9世纪前半叶，越窑瓷器外销还十分有限，但到了10世纪后半叶，越窑瓷器一跃成为陶瓷外销的主要产品。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海船遗骸，是一条宋代沉船，船内现存货物以瓷器、铁器为主，钱币亦有相当数量。截至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000余件套，其中瓷器13000余件套。1997年，在马来西亚海域附近发现的沉船有中国瓷器10吨之多，研究认为这些瓷器来自中国的景德镇，且年代为明万历时期，因此这艘沉船也被称为“万历号”。

海上瓷器不仅通过正常的贸易，而且也被大量走私。1694年，一位荷兰馆员写信给巴达维亚殖民当局说，私人带来数量巨大的和随之而来更多的走私瓷器，使得荷属东印度地区瓷器价格大幅下降。据统计，巴达维亚每年进口约200万件瓷器。据统计，18世纪初，英国商人把2500万-3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了欧洲。弗兰克认为，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80%输往亚洲，16%输往欧洲，但是后者的价值达中国瓷器出口总值的50%。

茶叶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出口货物。到1716年茶叶代替丝成为中英贸易的主要商品。在1684年到1704年间，有明确记载来到厦门的英国船有30艘左右。英商船在这段时期在厦门的购买金额平均每年达到15万两白银。

三、 驶向南洋：三大洋海上贸易的汇聚点

所谓三大洋，指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17世纪末，由于国际贸易模式发生改变，东南亚地区贸易商品主体不再是香料和木材，而是广泛多样的农产品和冶金产品。由于本地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因此需要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进行开采、生产和加工。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劳工被一艘艘船只从福建或广东输往东南亚各地。18世纪末，每年前往西卡里曼丹的中国移民估计达到3000人。清代海外移民在鸦片战争前后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前，移民人数从明末50万增长到1840年的100万-150万左右。鸦片战争后的71年，中国向海外移民扩大到20世纪头十年的700万-900万。中国人在海外不是作为殖民者出现，而是从最辛苦的工作开始，从事种植业、开采业等等。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达到新加坡，建立了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为了使这个殖民地变成东方贸易中心，他大力招揽中国商船。第一艘到达新加坡的中国帆船是从厦门港出发的，日期是1821年2月18日。到1823年，新加坡已取代雅加达成为亚欧之间海上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当时从厦门港到新加坡的商船数量虽然不是最大，运载货物价值却超过广东船，独占鳌头。福建商船运载的货物主要是福建特产的瓷器和茶叶。根据当时的记载，中国帆船的贸易领域遍及东南亚各大港埠。1820年前后，驶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帆船总数约295艘，总吨位85200吨，其中福建商船占有很大份额。

四 、改写历史的“泰兴号”：新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

我们弄清楚了“泰兴号”的故事是什么，它运载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重大功能。那么它在学术史上有什么意义呢？它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起到了什么作用？我的看法是它改写了中外关系史。

我们常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闭关自守，广州一口通商，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然而这些论断并不符合实际。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按照一些西方贸易商的说法，广州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上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的最好的口岸之一，中国与西方在广州进行的贸易由公行负责。然而郝先生指出中国对外贸易并不限于广州，而且也不完全为公行所垄断。公行不是一个严格的垄断性的公司。这个论断引起了学界注意，很多学者也在挑战这个学说。

黑格尔曾说，中国人缺乏欧洲人那种海上冒险的勇气，而宁愿守护着大平原农业的季节性律动。但是，史景迁指出：虽然清代统治者还缺乏对海上冒险的兴趣，在这一点黑格尔基本上是说对了，然而勇于海上冒险而积累了庞大财富的福建商人，若是看到黑格尔的此类陈述可能会十分错愕。

事实上，广州只是清代诸多通商口岸中的一个，并没有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广州之外，厦门的兴起就是得益于海外贸易。此外还有很多开放的口岸。对朝鲜开放的口岸有盛京、凤凰城、中江等；对俄罗斯开放的有库伦、齐齐哈尔、恰克图等；对中亚开放的有喀什葛尔、叶尔羌等；对南亚开放的有西藏各口岸；对西洋、东南亚开放的有松江、宁波、厦门、广州各海口。此外，中国也不都是等着外国人过来贸易。比如英国的大金融家内森·罗斯柴尔德1836年去世时是19世纪初期西方最富有的人，他的财产在1828年时价值530万美元。而清代广东行商伍秉鉴，在西方史料中他被称为浩官（Howqua），财产价值5600万美元，曾被西方杂志评为世界千年五十富之一。他的怡和行的茶叶就畅销欧美世界。不仅如此，他也是最早在西方投资的中国商人，很早就接触西方金融体系，并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甚至还扶持过美国铁路大王福布斯。由此可见，中国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不是一定要通过西方人。中国船只也并不只是在东南亚航行，比如《东帆西扬》所载的“耆英号”，就进行了环球航行。历史学家杨国桢先生指出，福建沿海地区的民众就是“以海为田”的生命共同体。

这里我还要指出：历史并未结束。1980-2010年，中国出口年增长率高达15%，高居世界榜首。2020年10月27日彭博社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说是惊天动地，不如说是回归常态。中国在现代制造业和贸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是如此。我们抱怨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厂，为商场里充斥‘中国制造’而烦恼。但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一直是主要制造业中心和出口国，能够生产出规模惊人的贵重商品。宋朝经历了一场近乎工业化的革命，比英国早了7个世纪。丝绸和瓷器都是中国的发明，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消费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Phone。在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前的几个世纪，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跳动心脏，贸易的纽带从中国南方横跨东南亚和印度洋，延伸到波斯湾和红海。”

（耿雪 供稿）